博与专二途。自来儒家好谈通贯博雅，而现代治学则偏重专门。治学中博与专之矛盾，在当下尤显突出。观梁氏之成功，则十年磨一剑，诚为治学之不二法门也。犹记十数年前，北大钱理群先生来校讲座，谈及治学须“沉潜十载”，方可有成，正与梁先生事迹相合。泛览博观，虽能开拓眼界，然每每不能深入，不能深入则无所谓学问也。因此之故，找准自己的兴趣点，打造成自己的“自留地”，深耕细耨，假以时日，必成正果。然后方可易地而耕，开疆辟土。否则，广博有余，而深刻不足，学术恐将一事无成。以此自娱自乐尚可，以此态度治学则属下策。而不佞兴趣广泛，近来读书尤喜博览，泛览群籍，古今中西，文史哲思，且每每以此为荣，沾沾自喜，然以此观之，不佞必须“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”，改掉“恶”习，“从善如流”。而这需要以理性控制感性，使兴趣浓缩于一隅，由博返约，待有所成就后，方能由约返博，卓然自立。

　　梁先生之令人钦佩者，在于其甘坐冷板凳之学术精神。当今社会，对学者之各种诱惑甚多，于是一股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在学界弥漫开来，令人唏嘘不已。然而，但凡在学问上真能有所创新、突破，做出贡献者，莫不是能坐住冷板凳、顶住名利场，不趋新，不跟风者。孔子曰：“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”然而近年来地不爱宝，各种珍贵文献不断出土问世，不少学者善于跟风：郭店简问世，研究郭店简；上博简出版，研究上博简；待上博三、四出版，上博一、二已成明日黄花；人们争先恐后去研究上博三、四，却翘首以待上博五、六、七之发表。如此治学，多半浅尝辄止，鲜能有真正之创获。如梁涛先生十年间专心于郭店简与思孟学派问题，心无旁骛，持之以恒，“从一而终”、不喜新厌旧者，可谓难能矣。然其成功之秘诀亦正在于此。

　　第二，此书所揭示之种种新见，确乎能言之成理，发前人所未发，即使为前人已发之覆，亦待此书之论证而后精深可信。试举例言之。孔子之后，儒学分化，然为何出现如此分化，历来说法不一，虽有不少解说，然而问题依然存在。梁先生从孔子自身思想之内在张力出发，进行分析探讨，指出孔子思想中“仁”、“礼”关系乃是儒家之基本问题，对此问题之不同理解便造成了孔门后学的分化，而思孟学派之出现则正是此一分化或深化的结果。可谓精确不移之论。认识到孔子思想的复杂性、多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，是理解战国儒学分化的前提。通过出土文献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传世文献。综合地上、地下两种文献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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